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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去政治的政治哲学方案

日期:2019-10-22编辑作者:产品评测

近代政治哲学的焦点问题是财产权问题。蒲鲁东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合法性进行了激烈批判,这一批判构成了英法政治哲学中批判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高度评价蒲鲁东财产权批判的意义,同时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场予以坚决抵制,而提出用“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社会财富总和的占有”来取代资产阶级财产关系。

原发信息:《学术月刊》第20183期

  

德国古典哲学是对近代政治哲学的“概念式理解”。康德给自由概念以最高的表达,并在其中注入了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因素;黑格尔则以更全面具体的方式,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综合于“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思辨结构中,表达了现代性问题不断增长的复杂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问题直接承接着康德和黑格尔。

在他早期的《自然法论文》中,黑格尔就已经开始关注市民社会的问题。在对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的自然权利学说和以康德和费希特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的自然权利学说的抽象方法进行批判之后,黑格尔引入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试图补充前者所缺失的特殊的实在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正是“在肉体需求和以此为目的的劳动和积累方面的普遍的相互依赖性的体系”⑦,这就是日后被黑格尔称为市民社会的领域。在《法哲学原理》中,这一定义被进一步完善为了“其成员作为独立的个人在因而是形式的普遍性中的联合,这一联合是通过他们的需求,和通过作为人身和财产的保障手段的法律制度,以及通过一个维护他们的特殊的和共同的利益的外在秩序而建立的”⑧。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市民社会更为简略地概括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⑨。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对市民社会外延的理解上仍有出入⑩,但在作为其核心的、建立在需求和劳动基础上的普遍依赖性的体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英法政治哲学

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包含两部分:“具体的人,他自己作为特殊的目的,作为需求的总体和自然必然性和任性的混合体,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处在与其他的特殊性的关系之中的,以至于每个人都要通过他人的中介,并且全然只能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这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才能肯定自己和满足自己。”这两个原则可以被概括为利己主义原则和普遍依赖原则。前者是市民社会的质料原则,体现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要素,每个私人都是一个需求的总体,都在追逐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满足。后者则是市民社会的形式原则,它所表达的是,每个人为了自己需求的满足必须依赖于他人的劳动和交换活动,相应地,他自己所进行的劳动及交换活动最终也有利于其他人需求的满足,个人主观的特殊需求和劳动由此被嵌入了普遍性的形式之中并具有了社会性,这一普遍性的形式就是主观自由原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能够与所有人的自由共存的自由。因此,这两个原则共同表达了:市民社会的外部秩序的目的是为每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特殊需求的满足提供秩序,它实际上已经涵盖了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国家的全部目的,黑格尔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将市民社会称为外部国家。

   党争民主制的迷惑性在于,人们以为通过竞选产生的政府权力来自于全体老百姓,政府对全体老百姓负责。如果老百姓的利益是一元的,那么通过政党竞争所选出的政党执政就具有合法性,因为该党所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然而,现实中的老百姓是利益多元的,党争民主所选出的政党权力仅仅来自于部分老百姓,政府只能对部分老百姓负责,不管这部分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党争民主制是平民制而非真正民主制。党争民主制是私利政治、经济政治,党争民主制从根本上违背政权合法性原则——公共利益原则。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首席专家、吉林大学教授)

关键词: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人的解放/真正的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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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构成了最为全面而深刻的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叙事,至今依然影响着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走向。但历史唯物主义却并未在政治哲学维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们只是关注这一学说包含的直接政治论断,而非产生它的政治哲学维度。一般来说,研究者习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理由代替其政治哲学理由,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础对主客关系问题的解决。这种解读虽不乏深刻性,却未必符合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因为马克思从未设想过脱离政治现实的本体论问题,马克思对所谓“本体论立场”的选择,恰恰是基于对政治问题的深沉思虑。基于此,发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维度,从思想史角度探讨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对于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并以此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真正的民主制”这一提法出自马克思在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撰写这部著作的主要和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他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国家法部分逐节进行了点评和批判,但在批判的过程中也阐述了一些正面的主张,“真正的民主制”就是其中之一。马克思的这部青年时期的未完成著作近几十年在马克思研究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的原因是它虽然尚有不成熟之处,但人们在其中除了可以看到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直接的思想关联之外,还能发现很多他所谓的成熟时期的观点的萌芽。①即便如此,对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所阐发的民主思想的研究并不算多,其中批评的声音还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外部的声音,认为马克思早期对民主制的概念缺乏清晰的认识和统一的定义②;另一方面的批评声音则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认为这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马克思所持的后来已经被放弃的观念。③一般都认为,那时候的马克思尚处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而后他的思想发生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向,马克思在他的文本中对概念的使用似乎证明了这样一种转向。但修辞上的变化是否意味着他就此彻底放弃了此前的民主观念,这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

内容提要: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起点是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代世界分离的批判,这一分离造成了作为类存在者的人的本质的分裂以及人在现实生活之中的异化。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虽然清楚地揭示了这一分离,但他非但没有消解,反而是在理论上固化了这一分离。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局限性,并在规范的层面上提出了“真正的民主制”作为对这一分离问题、并由此是对人的真正自由的实现的彻底解决方案,而这一方案里已经包含了他日后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的萌芽。

   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社会主义中国挨骂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正如美国是资本主义的领头羊,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的领头羊,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任落在了中共的肩上。

历史唯物主义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弄清楚马克思青年时期所理解的民主所指的是什么。因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所占的篇幅很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从查明以下问题开始: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所试图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探究作为手段的“真正的民主制”为了达到它既定的目的需要具备哪些规定性,由此阐明它的基本内涵。最终我们将会看到,虽然马克思在那个时候尚未对解决问题的真正手段有充分自觉的认识,但他对“真正的民主制”的主张就其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已经必然性地包含了去政治的要求,因此已不再局限于政治解放的领域之内了。④相反,马克思所理解的民主制从一开始就已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民主制,而大多数对马克思早期的民主思想的批评——不管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外部还是内部——都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一方面我们当然要承认马克思那时候的思想尚未成熟,但另一方面,他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民主制”已经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设想,并已包含了他日后关于共产主义的诸多核心观念。因此,马克思后来的转向更多的是问题域与方法论上的转变,在包括民主在内的很多规范性的观念上他前后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们的理论工作始终围绕着现代性的建构与批判这一时代主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为现代政治奠定合理的基础,解决好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冲突。康德先是以无与伦比的道德激情高扬最纯粹的普遍性理想,并将其上升到先验问题界面,贬抑“特殊性原则”,然后又在法国大革命的昭示下逐渐领悟到“特殊性原则”的不可回避。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深刻内在矛盾作了进一步揭示,提出只有在承认特殊性的前提下贯彻普遍性理想,才能实现两者的统一,才能产生“具体的现实的自由”。马克思则提出了否定资产阶级财产权这一全新政治目标,以此彻底解构和超越了主导整个现代的“特殊性原则”;同时,通过强调“社会所有制”基础上人的自由的最大限度实现,而将现代政治哲学的普遍性议题推向顶点。

但市民社会自身的局限性也因此被揭示了出来:在市民社会之中,自由仅仅获得了外在的普遍性形式。从形式上来看,市民社会已经是一个受到普遍的法律规制的领域,在其中每个人的所有权和主观自由都获得了保障。但从实质上看,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在此仅仅是外在的和形式的,市民社会仍然是每个人的特殊利益持续冲突的领域,并因此仍然是一个必然性的而非自由的领域,在此每个人都受自然需求和欲望的支配,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与普遍性的矛盾之中。“正如市民社会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个人私利的战场一样,个人私利同共同的特殊事务,以及它们一起同国家的更高的视角和安排的冲突也在这里找到了场所。”这是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命题的一种改造。自然权利学说所设想的外部国家的建立并没有彻底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矛盾、冲突,甚至是以财富为中介的不平等和支配关系仍然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

  

就近代社会是经济型社会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就是近代社会的政治哲学,它上承霍布斯、洛克的问题,下启黑格尔、马克思的探索,是近代政治哲学谱系的极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思想渊源中的关键部分。亚当?斯密开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经济置于现代政治的核心,终结了政治观念论的传统,为现代政治哲学设置了全新的格局。此后康德与黑格尔在哲学高度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反思,既构成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超越,也为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政治哲学准备了思想条件。

作者简介:方博,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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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政治哲学讨论的正义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亚当?斯密所理解的正义主要是指交换正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则依据劳动价值论原理把交换正义改写为分配正义。马克思认为,分配正义理论依然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奠基于生产领域的革命,通过建构合理的生产方式,为真正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前提,这就是生产正义。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为什么要提出“真正的民主制”?这一点从文本来看是极其清楚的,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分离问题,即解决国家的形式和质料的分离、人的本质和实存的分离的问题,他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的批判正是从黑格尔所揭示的这一分离开始的。在近代的自然权利学说,尤其是以洛克和康德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论证之中,关于所有权的考虑占据了核心地位。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在于对所有权以及以此为条件的自由的保障,在近代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之中几乎成了共识。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著作家一致认为,国家是为了私有制[即私人所有权]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也渗入日常的意识了。”⑤在现代国家中,一方面,国家是为了私人所有权而存在的,另一方面,通过对私人所有权在宪法层面的确认和保护,国家权力被隔离在了物质生产和交往的领域之外,这一领域由此在表面上获得了与国家并列存在的地位,这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在思想史上,黑格尔第一次在概念上清楚界定了这样一个近代历史的现象。

  

黑格尔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一,黑格尔把亚当?斯密的劳动抽象置入逻辑学的概念框架,揭示了著名的“劳动的辩证法”论题。黑格尔的这一劳动论题对马克思解说劳动的本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另外,黑格尔也开始注意到劳动的某些异化现象,这为后来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准备了思想素材。第二,黑格尔的财产权批判论题对马克思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在《法哲学原理》中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两个观点:一是“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另一个人的所有权”——这意味着私有财产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二是“贫困是由针对一个阶级或另一个阶级的不法所导致的”——这揭示出普遍贫困的本质是“穷人的权利”问题。黑格尔这两个观点触及现代性批判中最尖锐最激进的一个主题,它们将黑格尔与卢梭、蒲鲁东和马克思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了近代政治哲学中以财产权批判为标志的“异端”话语。马克思革命性的新创见是:财产权的本质是“穷人的权利”问题,现代人的自由必须从普遍人权扩展到穷人的财产权。这样,马克思就把他的阶级政治建立在财产权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去合法化”,实现了自卢梭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又一次重大创新,而黑格尔对财产权的批判则可以看作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的思想先声。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MEGA2的马克思早期文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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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霍布斯、洛克开启,延伸至卢梭、康德的契约论传统,到黑格尔、马克思这里遇到反拨。契约论旨在实现以个人为最终目的而以普遍立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想。马克思则认为,由于契约论立足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它所承诺的普遍人道理想是抽象的和形式的,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把自我立法的契约论模型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领域内自由生产者联合的理论构想,从而使现代政治的人道理想具有了具体的实质性内涵。

借助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黑格尔已经认识到了仅仅建立在主观自由原则之上的市民社会对内必然会导致贫富分化,对外必然会导致殖民主义等问题,但市民社会自身无力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解决问题的目的和手段都与市民社会自身的法相矛盾。“包含在理念中的精神的特殊性的法,在市民社会之中不但不扬弃自然(它就是不平等的基础)所设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反而从精神之中生产出不平等,并将它提升为技艺和财富的不平等,甚至是智识的和道德的教化的不平等。而对抗这种法的平等要求,则属于空洞的知性,这一知性将它的抽象物和它的应然当成了真实的和合理的东西。”市民社会之中只存在形式的权利平等,而不要求也不可能兼顾实质性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事实上,康德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并不认为这违背了平等原则。在《论通常的说法》中,他明确指出:“人们作为国家的臣民在国家之中的一律平等,却可以与财富的数量和程度方面巨大的不平等并存,无论是就对别人的身体的和精神的优势而言,还是就他们的身外的财物和他们对别人的一般权利而言。”国家中的普遍性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性的并存,这就是黑格尔所揭示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代世界的分离,马克思后来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从人的异化的角度重述了这一命题:“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这种利己主义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当然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的。”

   人人平等和人人自由的观念是从传统到现代而逐渐传播开来的,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决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设计。现代性分为两波:第一波现代性和第二波现代性。由马基雅维利开始,包括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人在内的第一波现代性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指导思想的主要来源。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建立在第一波现代性之上。与之相对,始于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经由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第二波现代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第二波现代性建立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现代性,追求实现实质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非第一波现代性中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第二波现代性是在充分吸收第一波现代性思想、意识到第一波现代性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超越第一波现代性的。所以,建立在第二波现代性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其目标是实质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又是从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开始的。在早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虽然尚未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展开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对话,但他已经注意到黑格尔哲学的唯灵论性质造成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理论上的封闭性和实践上的专制倾向。马克思中后期的作品延续了这一批判思路,并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人道理想和正义理想充满了虚幻色彩,而黑格尔哲学本质上仍然是对这一理想的合理化辩护;只有从现实的资本支配关系和阶级冲突出发,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变革动力。马克思由此超越了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等级和分工的理解,最终在个人全面发展、自由活动以及共同控制社会生产和交往的基础上,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图景。

这样一种分离当然也已经反映在了黑格尔之前的自然权利学说之中,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就是这种分离的直接的理论表现。依据洛克和康德的理论,为建立在私人所有权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提供外部秩序构成了国家的全部目的。但市民社会自身并不是政治理论的关注对象,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自然权利论者们对“civil society”或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概念的使用上。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都使用过这一概念,但在他们的语境之中都应该译作公民社会,它实际上等同于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在英语和德语中公民和市民是同一个词,但在法语中它们可以被区分为“citoyen”和“bourgeois”。公民这个概念所强调的是人在共同体之中所获得的政治属性,而市民(bourgeois)所指的是处于政治领域之外以私人利益为目的的人。这一概念上的区分最早来自卢梭,康德也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公民(Staatsbürger)不同于市民(Stadtsbürger)。但不管是卢梭还是康德,他们更为看重的都是人的公民身份,因为自然人只有进入政治共同体成为公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或权利。在亚里士多德-卢梭的共和主义传统之中,市民生活是消极的,是应当被公共的-政治的公民生活所排斥甚至取代的生活方式。与之相比,古典自由主义则是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竖起了一道城墙以防止国家权力侵入市民社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警惕的目光所投向的始终是国家,而没有将城墙另一边的市民社会中人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也纳入视野之内进行考察,当然也就不可能发现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影响。依据18世纪的学科分工,对市民社会进行研究的并非政治学,而是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这里所遵循的依然是亚里士多德划分政治学和家政学的传统。在黑格尔之前,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两个几乎毫无关联地平行发展的理论部门,黑格尔和马克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近代自然权利学说中实际上是被排除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之外的。⑥

   第一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党争民主制,第二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党导民主制。党导民主制与党争民主制之争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是社会主义宪治与资本主义宪治之争。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财富的生产和占有角度,对近代市民社会的起源和结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有赖于政治经济学。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市民社会理论,主要目的是探讨市民社会的合理性秩序和合法性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要义则是要批判和超越市民社会,这一批判的理论形态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体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诉诸自由市场,它认为自由交换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促进社会和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挑明了自由市场观念的意识形态本质,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才是造成全部近代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

   政治合法性与公共利益

黑格尔通过他的概念哲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自由的先验本质对于文明世界的创造关系,从而启发了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构建。正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马克思才能获得“改变世界”即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的哲学立场。

A Depoliticized Progra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Karl Marx's "Real Democracy"

  

康德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的重要影响在于,康德最早把握到了人类建立知识和社会规则的主体性原则,这为马克思超越古典经济学的物质主义倾向提供了契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主张“全体自由的个人对社会财富总和的联合占有”,则把康德的“绝对善良意志”落实为一种绝对善良的制度。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视角看,霍布斯和洛克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最先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最高问题是自由,自由的核心是权利,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是财产权,财产权的正当性来自劳动等一系列命题,以此奠定了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域。此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乃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都在这个问题域中展开理论探索。而霍布斯、洛克的个人权利原则后来演变成资本积累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论基础,则成为卢梭和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是第一个对霍布斯、洛克为现代性的奠基进行批判的人。卢梭提出,人不光追求私利,人也追求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公意”。以此,卢梭为现代性开启了理想主义的维度,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则以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和超越,将卢梭的崇高政治理想置于坚实的现实基础上。

   【摘要】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现在是解决挨骂的时候了。

  

   马克思延续卢梭和黑格尔开启的道德政治,对现代政治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政治。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道德政治”中抽象的权利问题具体化为穷人的财产权利问题。共产主义的本意就是一个财产权概念,是“普遍的私有财产”。对比黑格尔把普遍性赋予国家,马克思将普遍性赋予给了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那么全人类就都是有产阶级了。马克思反对剥削与压迫,主张“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由此到达道德政治的最彻底、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财产权和自由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批判是彻底的,对“道德政治”的建构是最高的,其最终目标是使人类摆脱物化逻辑的奴役,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自由。

   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德性,追求人的灵魂之完善,但从马基亚维里开始的第一波现代政治哲学则将德性服从于人类现实政治需要的手段。由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第一波现代性建立的美国政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效仿,洛克的契约论和分权理论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人们将普选和三权分立式的党争民主制当做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典范,甚至视为唯一选择。但因为不同个人的能力不同,在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只能建立在众意的基础上,众意的相互冲突使这种制度欠缺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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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通过限制和削弱政府权力来实现消极自由价值。党争民主制通过党派之间的竞争、监督和拆台来限制党派的权力,从而限制政治权力,而三权分立制通过权力的相互制衡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这样的后果是为资本权力张目,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党争民主制之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马马虎虎运行是因为中产阶级占主体,应用到多民族的大国中只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从资产阶级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间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阶段。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还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性政治都是党导民主制。党导民主制是由一个代表公意的领导党和代表不同众意的多个被领导党合作与协商的民主制,代表公意的领导党就是共产党。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领导的实质是被领导者的同意。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服务于公众并获得公众的支持是国家合法性的根源。一旦失去了公众的认同,国家就会发生危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是文化领导权。资本主义以其特有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全面俘获人们的心理,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党争民主和三权分立是必然的制度设计,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提出了强烈的挑战。我们要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首先明确政治合法性的标准,然后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和论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正当性,最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提出规范性要求。

为什么党导民主制可能有合法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第一波现代性之后人们怎么过政治生活,也就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怎么能够实现古典政治哲学中所倡导的德性政治摆在了政治哲学家面前。由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建构了以社会自由和共同自由为价值,超越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德性政治思想谱系。

   政权只有为全社会的利益而非为统治者的私利而运作时才有合法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对此都有经典论述。柏拉图认为,城邦最高的美德是正义。正义的城邦将是一个工匠社会,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不仅做得好,而且全力以赴,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只为他人利益或只为公益。亚里士多德将“为共同体利益行事”作为判断优良政体的标准。亚里士多德根据“谁统治”和“为了谁”将政体分为六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又可以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和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分别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变体。政体是否是优良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政治学上的善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孟德斯鸠亦强调优良政体须由美德支撑。孟德斯鸠所说的美德是什么呢?“这种美德可以定义为爱法律和爱祖国。这种爱要求始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的一切美德均源于此,因而也可以说,个人的一切美德也就只是先公后私而已这种爱尤为民主政体所特有,只有在民主政体下,政府才被委托给每一个公民。”换言之,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前提假设是个人的公民美德,能够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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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党争民主制缺乏合法性?

   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普遍是党争民主制,而且常常是两党竞争民主制。党争民主制将政治的逻辑建立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上。将政治人变为经济人是第一波现代性的产物,政治人应该是具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美德的人,而经济人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党争民主制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党派迎合个体的欲求,是个体利益的汇聚,不同党派迎合不同群体的利益。我们想当然以为不同党派提供的是同类公共产品,实际上不同党派提供的是符合不同类群体的产品,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不能提供物美价廉的同类公共产品。党派的竞争性依赖于社会群体的分布。所卖众意产品的相关性与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有关,如果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比较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强,如果不同众意产品的相异性越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弱。如果社会群体是中间大两头小(共识的社会),那么党派竞争就像一个卖苹果的和一个卖梨子的竞争,喜欢苹果的会买苹果,喜欢梨子的会买梨子,由于苹果与梨子是替代品,党争民主制是以买苹果的人多还是买梨子的人多来决定卖苹果与卖梨子的胜负。如果社会群体是两头大中间小(分裂的社会),党派之间的竞争就像卖鸡蛋的人和卖苹果的人之间竞争,我们知道这两者的替代性很弱,几乎没有竞争性和公益性。

   现代性与德性政治

柯华庆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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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梭是第一位对现代性提出批判的哲学家,也是近代第一个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的政治学家。卢梭在自由和平等的道德基础上以公意原则建构了道德共同体。黑格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将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相结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道德政治共同体——国家。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经过家庭和市民社会之否定之否定得到的,国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国家成了价值之源,成了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

   卢梭和黑格尔都试图建立一种结合私利和正义的道德政治理论,然而无论是卢梭的公意还是黑格尔的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普遍性,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全体国民都具有美德的国家。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中所有人都拥有美德、都能实现自由的,是全世界的、道德的、真正普遍性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物质财富相对于人们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人们的道德境界也千差万别。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回到古典政治哲学所建立的道德政治生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在现代性基础上建立道德政治?也就是说,能否在现实的民主国家建立道德政治?答案是肯定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是党导民主制,即由一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党领导国家。因为国民是不可选择的,所以国家只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体,不可能是完全普遍性伦理的实现。普遍性可以存在于政党,因为党员是可以筛选的,通过一个经过筛选的、有德性的政党引导人民可以重建现代性之后的道德政治。在现代性之后建立道德政治,我们可以在黑格尔国家理论的三个阶段基础上加上第四个阶段,即一个普遍性的、德性的政党。伦理经过四个阶段才能最终实现,也就是说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不是国家而是共产党,国家是伦理的不完全实现但共产党是伦理理念的最终实现。家庭伦理是通过爱连结的自然伦理,具有自然的普遍性;市民社会(经济社会)是伦理的丧失,表现为特殊性;国家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表现为部分的普遍性;共产党代表绝对的普遍性,是伦理发展的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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